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提升智库建设水平也是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途径。本文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分别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个视角进行了研究，分析了我国智库建设的现状，对当前新型智库建设的最新模式进行了分析，提出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着力点。即打通“学”“术”藩篱，推动智库长期跟踪性研究，提升数据支撑能力，探索特色人才旋转门，完善智库运行机制，加强基础研究与理论创新。

　　随着信息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国际形势纷繁复杂，科技革命日新月异，全球化进程带来的思想文化交流更加频繁，观点碰撞更加激烈，世界强国都在积极争取在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智库作为创新思想的集散地，对内承担着政府决策咨询的使命，对外则是国家软实力的代言人。智库在国家治理体系中的重要作用已经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

　　我国自2015年起，密集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支持智库建设。2015年1月印发的《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基本功能进行了界定。2016年5月，习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提出了更高的目标要求。同年，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2017年5月，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社会智库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国内学者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也有着深入研究。主要包含3个方面，一是，从基本概念出发，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重点任务。左雪松从“智库”的战略定位、“新型”的方略定位、“特色”的谋略定位、“中国”的攻略定位，与“建设”的策略定位等方面进行渐进分析，从整体上把握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基本定位。李刚对新型智库建设的意义进行了深入分析。指出，“中国特色”就是要坚持中国道路、立足中国国情、讲好中国故事、服务中国发展；“新型”就是要有新定位、新机制和新模式。二是，从特定角度出发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对策。吴艳东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四大功能，并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意识形态功能的充分实现提出了完善后备支持、创造有利条件、扩宽路径空间这三大建议。隆国强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高度，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重点任务。钱再见等认为新型智库的影响力提升受到政府决策体制、新型智库自身和政策网络等方面的制约并提出了在治理进程、知识运用和政策网络中的可行性路径。李珊珊从新媒体的角度研究了国内外智库提升智库影响力的方法。三是，研究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亟需解决的关键问题并给出相应的对策建议。陈国营等认为提高研究能力，公共决策如何有效吸纳智库成果是智库建设需要解决的关键课题。李曜坤从智库分类管理、咨政质量、人才结构、制度保障、国际交流等方面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存在的问题和挑战，并给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李树德等提出了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专业化建设必须加强自身专业定位，依靠专业团队，以专业问题为导向，努力产出专业产品，不断提高专业服务水平，善于发出自己的专业声音。本文从“中国特色”和“新型”两个维度，对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内涵进行研究，并对当前国内智库建设的一些新模式和新特点进行了总结分析，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新型智库的着力点。

　　建立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关系国外大部分智库独立于政府部门之外，智库的研究成果通常会采取商品化的形式向政府提供，政府会基于需求的考虑决定是否购买智库的研究成果。而国内智库与政府部门的良性互动关系，体现在大多数智库已经与政府部门建立了直接或者间接的联系，这是中国智库的特色，相比于国外的智库，它的沟通渠道更加畅通也更加直接，对决策者的需求把握更加准确，决策咨询的成果也更加有针对性，提高了智库咨询的质量和效率。

　　对国家战略起到支撑作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临的国内外问题更加纷繁复杂，脱贫攻坚、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区域协同发展等一系列国家重大战略和构想的实施为智库发挥作用提供了机遇，智库研究紧扣时代脉搏和国家战略，亟需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是智库保持活力的关键，同时智库研究成果能对重大关键问题提供有效的支撑，也是智库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的基础。

　　增强对公众传播的影响力国内智库在为政府和决策提供服务后，有些研究成果在政府层面已经产生了效果，但有些成果往往会束之高阁，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提高新闻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这就要求智库除了服务政府决策之外，还需要充分发挥智库研究成果塑造媒体，影响公众的作用。尤其是依靠新媒体平台以及传统传播渠道的建设，依托客观、准确、详实的研究分析，为媒体和公众在对重大问题的理解上提供更加理性的参考，甚至是在国际舆论上能够由中国的智库声音主导。

　　服务社会公众需求国内智库在服务政府决策咨询的同时，受职能定位和业务拓展的影响，在服务社会公众上是关键一环，并发挥着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为公众提供国家重大战略方针政策的解读，并辅助政策落实，帮助公众享受政策提供更加快捷便利的通道。针对公众关心的国内外社会经济热点问题进行解读，并起到积极的舆论导向作用。对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前沿战略问题，提前布局开展研究，进行综合研判，给出正确发展方向的对策建议。

　　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随着中国国际交往层次的深入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倡议或战略构想的实施，对智库在国际交往平台中发挥作用提出了挑战，

　　《全球智库报告2020》显示，中国多家智库入选了全球最佳“国防和国家安全研究”“国内经济政策研究”等不同领域，中国智库的国际影响力和知名度都在逐步提升。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等8家中国智库连续三年入选全球百强智库榜单。

　　智库建设方式更加灵活传统智库主要依托政府部门、高校及科研院所建设。但为了更好地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智库建设的方式越来越灵活。一方面，互联网络平台建设和智库建设呈现相互融合、相互交叉的趋势，一些互联网内容提供商、移动互联APP、电子商务企业基于已有资源进行整合，开始向某一专业领域的智库发展，通过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广泛收集、科学分析互联网络平台的数据信息，建立起“用数据说话、用数据决策、用数据管理、用数据创新”的有效机制，推动了咨询服务的智能化和现代化。另一方面，一些传统的智库则开始利用互联网络平台聚集更多的智库资源并提升自身的影响力。

　　智库成果形式更加多样传统智库成果以文字报告的形式为主，因为服务对象单一，对成果的基本形式要求也是固定的。但是在互联网的普及下，智库成果的受众类型更加多样，因此要求智库成果在面对受众群体分散化的情况下，能够将同样的研究成果，在给政府决策者、自媒体平台、社会化信息平台以及传统报刊杂志时，运用不同的形式，充分利用编辑工具对智库成果进行整理和提炼，以提高智库成果的可读性和可接受性。

　　智库服务对象更加泛在传统智库以服务上级政府决策为主，但是随着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形势日趋复杂，经济、科技革命带来了更多的问题与机遇，影响企业发展和政府决策的因素越来越复杂多样、相互交织，互联网络在带动资讯传播更加迅速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例如资讯内容的夸大、不真实，资讯内容的时间混淆等等。这些问题与机遇催生了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平台、机构等更多类型的社会主体不得不寻求于智库来提供客观、准确、及时的咨询服务。

　　智库研究方法更加先进智库研究以面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求为导向，研究方法通常有案例研究法、统计分析法、调查问卷法、深度访谈法等等。同时以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工具为基础，智库研究结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能够得到保证。当前，在大数据和云计算以及各类开放式平台的推动下，智库的研究方法和研究资源得到了极大拓展，各种可视化数据统计分析工具以及预测工具，使得智库的战略研究和科学预判的触角能够比过去更快速、准确地达到前沿领域。

　　据《全球智库报告2020》统计，全球共有智库11,175家。美国仍以2,203家的数量遥遥领先，是全球拥有智库机构最多的国家。中国的智库数量较去年有大幅增长，为1,413家，位居第2。国内智库的分布主要集中在北京、上海。其中，北京占据42%，上海为14%，剩下的44%分布在其他地区。智库在国内各省市的分布不均对支撑地区经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制约影响。

　　社会（企业）智库作为智库生态系统的重要一环，能够为决策咨询提供不同的视角，是推动决策咨询科学化的重要力量。但在2015年发布的首批国家高端智库建设试点单位中，仅有2家社会智库。社会智库在建设的体量和水平上距离高端智库的要求还有一定的差距，并且部分社会智库在建设上存在着过于注重社会传播和社会关系的构建，而忽视了研究和创新能力的提升，导致了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在为政府提供决策咨询服务的整体竞争力上还有较大的上升空间。

　　高校作为学术研究的前沿阵地，以其深厚的学术积淀和专业性，成为咨政的中坚力量之一。但当前高校咨政的能量尚未发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大多数高校智库并未将智库类的成果纳入教师绩效考核指标体系，仅以论文、课题等传统学术成果代表，对咨政建言类成果（比如新媒体传播、政府决策咨询报告）及其价值发挥的评判标准体系尚未有系统的设计；二是基于学术研究的思维有待于进一步向咨政的思路转变，以文献、模型、理论为主的研究模式，与咨政需要的数据调研、案例调研、访谈调研模式尚有差距。三是信息不对称导致的咨政水平不高，主要表现为高校与依托政府建设的智库相比，在最新数据的获取上不占优势。与政府部门的沟通渠道不通畅，不了解政府部门的最新需求。

　　智库研究成果质量主要表现在立足于实际问题并且提出实用且可操作的对策建议。当前智库研究成果的质量不高主要表现为：一是智库研究在研究方法和工具使用上，还没有形成一套自身特有的方法论和研究规范。完全遵循于一般的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和研究规范，会降低智库研究成果的可操作性。但是如果不遵循一般的学术研究规范，智库研究成果会出现空洞、不接地气的现象。二是对智库研究成果尚未建立一套有效的评价标准体系，受智库研究机构类型、发展水平不同的影响，智库业界尚未建立研究成果质量的标准和规范。导致智库研究成果质量参差不齐。三是智库研究的创新性和前瞻性研究还不足，对未来发展趋势的战略性研究较少，理论构建能力和预判能力与国外智库相比还比较弱。

　　传统互联网络内容服务提供商在提供资讯服务的同时，通过对平台流量资源的利用，已经开始了从“资讯提供商”向“增值服务提供商”的转型。例如，新浪网站建设了“新浪智库平台”暨“城市融智项目”。该平台聚集了一批线上线下的智库机构，构建了一个跨政商学研、聚焦城市发展的资源匹配平台，为政府、机构、企业提供政策经济解读，提供中国城市品牌形象管理服务，为城市建设提供咨询和培训服务。

　　新浪智库的特点：（1）新浪作为传统内容服务商已掌握大量的数据流量资源；（2）新浪长期提供即时、准确的内容服务为从事咨询服务打下了较好的公信力基础；（3）以互联网络为平台，提升了智库思想的传播效率；（4）借助新浪品牌，能够迅速提升加盟智库的知名度。

　　以阿里巴巴、滴滴出行、美团点评等为代表的在线商业企业在为大众提供日常服务的同时，掌握了大量有关出行、饮食、旅游、金融、物流等日常生活的数据，通过对这些数据的处理和解读，也能够为决策咨询提供真实、可靠且较有价值的信息。例如，阿里研究院以“洞察数据、共创新知”为宗旨，主要聚焦电子商务生态、产业升级、宏观经济等研究领域，推出了aSPI、aEDI、数据地图等多个创新性数据产品，以及大量的信息经济领域研究报告和数千个经典小企业案例。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2017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阿里研究院排名“十大最具影响力大数据社会智库”第3位。其中，自媒体影响力排名社会智库第2位。

　　阿里研究院的特点：（1）移动互联平台的建设为获取第一手数据提供了便利；（2）以大数据分析作为支撑，极大地提高了研究报告的准确性与可信度；（3）覆盖了较为广泛的民生领域，能够为政府决策咨询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企业智库是智库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通过依托大型企业建设智库，是探索社会智库建设的有效途径。例如，苏宁金融研究院依托苏宁金融集团建设，通过整合苏宁控股集团内部资源，以“传递苏宁金融智慧，输出投研顾问服务”为宗旨，聚焦国内消费金融、贸易金融、互联网金融和产业金融等领域，提供定制化研究咨询服务。同时，该研究院注重利用微信公众平台的建设以及与主流媒体的合作。数据显示，苏宁金融研究院通过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原创文章至今已达650余篇并与30多家主流财经媒体和自媒体平台合作开设了专栏。

　　苏宁金融研究院的特点：（1）依托整个集团企业之力，聚焦专一业务领域；（2）从龙头企业的视角提供决策咨询服务，对产业发展具有较为准确的把握。

　　智库研究成果的根本目的在于运用，智库研究需要将学术成果与社会热点、政府亟需和民众关注的问题结合起来。一是以学术研究为积淀，既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规律，又尊重客观面临的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成果向建言献策的体例转换，将专业的基础研究理论成果转化为公众和决策者能够理解和使用的信息。二是加强智库研究者与基础研究机构之间的互动，推动跨学科、多工具方法的综合运用，形成产出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合力，既避免咨询成果的新闻化、大众化，又克服过度的学究性探索。

　　针对重大问题，智库能够给出专业、独立、创新的研究成果是智库区别于一般媒体、评论人等政策参与者的重要特点。这主要源于智库在某一专业领域的长期深耕研究。因此，智库在不断拓宽研究范围的同时，一是找准自身定位和核心优势，明确研究方向，对一些重大需求、专业性问题开展跟踪研究。二是围绕专门研究领域，组织建立稳定的专业人才队伍。三是注重研究成果的长期积累，围绕特定领域打造品牌优势，形成研究报告定期发布机制、专业论坛交流机制等。

　　信息化时代，数据资源成为新的生产资料。智库作为知识的集散加工平台，数据成为不可或缺的生产资料。国际数据公司2019年发布的报告预测，中国“数据圈”在2025年将增至48.6ZB（泽字节），占全球27.8％，成为最大“数据圈”。因此，立足中国国情的大数据搜集、整理与分析是智库提升咨询服务质量的关键竞争力之一。智库研究机构通过建设数据管理平台，引入数据处理与分析工具，提升研究人员对数据信息的提炼能力以及对数据分析方法和工具的运用能力，打造具有独立信息来源的权威数据中心，实现对重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监测、评估、预警、预测，提升咨询服务的科学性和公正性。

　　旋转门机制是美国智库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其优势在于通过“旋转门”机制，人际传播的网络得以形成，智库可以直接与政府决策者进行沟通，进而影响到政策制定。但美国的旋转门机制来源于政党的换届，其弊端也十分明显。中国特色的人才“旋转门”首先是保证智库拥有一批能力较强的专职研究人员，其次是通过建设学术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智库科研岗等方式，将高校、政府、社会上的研究人员吸引进来。一方面，通过吸收一批具有媒体传播、活动筹办与对外关系交流经验的人才推动智库人才队伍的专业化。另一方面，建立聘期及退出机制，推动从业人员的职业化。

　　鉴于当前国内智库大多依托政府部门、研究院所和高校建设的现状，未来智库在服务决策咨询的同时，应该探索更加具有可持续性的独立运作模式，一是保证智库具有专门的机构及人才队伍，并且独立于政府部门及其他机构，打破“项目聚人”的怪圈。二是在资金使用上，满足智库“人脑+电脑”基本需求的同时，更加体现智库在资金使用上的需求与特点，建立与智库人才队伍相匹配的薪酬奖励体系。三是完善各类智库与政府决策咨询的沟通渠道，建立重大决策咨询课题招标制度，鼓励不同类型的智库共同参与政府决策咨询，构建智库之间相互独立而又百家争鸣的咨政体系。

　　智库成果的科学性、前瞻性、引领性一定程度体现在新理念、新概念上。因此，智库基础研究和理论创新，一是应该坚持瞄准社会、经济、科技发展的最前沿，与时俱进地提出战略构想；二是要不断认识和总结社会经济科技等各领域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规律，凝练出社会认可的新概念、新理念，并与智库研究的需求紧密结合，转化为决策咨询、对策研究的范式和工具方法，能够对经济社会科技发展实践提供战略指导价值。